东京奥运会已经落幕，全民体育热潮仍未散去。

这股热潮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复旦大学校长说过的一句话，“我国的体育健儿经常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当然我有时也为中国足球的现状感叹。”

为什么这位大学校长如此关心体育？

从小体弱多病，腿部留有残疾，又与癌症抗争了三十几年，体育运动自然与她无缘。但她却认为体育最能磨练人的意志，也最能体现一个人殊死拼搏、永不服输的精神。

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谢希德。她的人生比任何体育竞赛都要跌宕起伏；她自己也像一名运动员一样，奋力奔跑，跌倒再爬起，无所畏惧。

“自古忠孝难两全”

1921年，谢希德出生于福建泉州，父亲谢玉铭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特意为女儿起了一个比较中性的名字：希德。

“希”是家族的字行，在闽南传统文化里，女性是不可能用字行来取名字的，从这点来看，足以说明谢玉铭对女儿的期望。

1938年，17岁的谢希德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但命运似乎对这个花季少女并不友好，她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磨难——因患骨关节结核病而被迫休学。

时值战乱，医疗条件有限，她的腿部因此留下了终身不愈的残疾。几年时间里，谢希德只能跟着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父亲在国难中流亡，硬是在病床上读完了大学课程。

残酷的环境和身体的不适并没有将这个姑娘打挎，反而让她立志要跟命运一较高下。

1947年，身体有所好转的谢希德被美国史密斯学院录取，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

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谢希德放弃了留校任研究员的机会，想要回到中国，但当时美国已出台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专业的中国学生，不得返回中国大陆。

当时，父亲谢玉铭因为对国内局势的绝望，已只身一人漂泊海外，他希望女儿女婿留在英国或者美国，这样会有更好的科研环境。他写信给谢希德，“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地方去。”

可谢希德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她和当时身在英国的爱人曹天钦一心想要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

因为美国的阻挠，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向他们伸出了援手，正是他的担保，才使谢希德先以结婚的理由来到英国，与曹天钦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后，又辗转多地，最后终于在1952年8月登上了驶往中国的游轮。

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父女俩自此断绝了一切往来。直到1986年谢玉铭在台湾去世，父女俩人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后来的谢希德对这一时期的内心波折很少提及，只说“自古忠孝难两全”。

谢玉铭临终前定居台湾，始终关注着在海峡另一头，女儿为中国物理学取得的点滴努力。他去世后，人们在遗物中发现他复印了很多份谢希德结婚时的照片，还将女儿寄来的书信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晚年的谢希德曾撰文回忆道，“回国后直到父亲过世，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我知道他时常惦记着我，无论时空如何改变，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父女情深。”

“飞回故园的大雁”

日不落帝国的种种诱人条件，终究挽留不住一颗赤子之心。用谢希德自己的话说，“五年的留学经历，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物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如果故事止步于此，不过就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家故事而已。

然而，在谢希德瘦小的身躯里，还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她将这股能量献给了教育。

1983年复旦春节团拜会上，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盛华宣布了国务院任命谢希德为复旦大学校长的决定。那一年她已经62岁。

回溯谢希德30多年的职业生涯，你或许能理解“中国第一位女校长”的桂冠凭什么落到了她的头上。

1952年，回国后的谢希德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基础教学工作，力所能及地开设了很多亲自教授的课程。

50年代的大学教材大多都是苏联编写的，而谢先生的课程都是她自己编写。为了避免学生忙于笔记而忽略对课题的思考，她总是在课前将讲义人手一份发给学生。

谢希德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学生们都爱上她的课，“上谢先生的课，脑子里面就好像有一张张彩色的图。”

由于结核病使腿部落下残疾，谢希德的右腿无法弯曲，只能站着上课，对此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表示“站着上课不会影响讲课气氛”。

授课之外，谢希德还率先在国内打破了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苏联模式，根据复旦大学的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等5个学院，并率先复旦大学推行导师制。

1956年，儿子刚出生五个月，谢希德就独自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主持开办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培养了300多名半导体人才。

两年时间里，她与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共同主编的《半导体物理学》问世，伴随着成书的过程，催生了中国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只晶体管......宣告了电子管时代的结束，半导体这一学科终于在我国普及了。谢希德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奠基人。

十年浩劫期间，谢希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迫害，被分到工厂里干最没有技术性、也是最脏的工作——磨硅片。

即便是这种极具侮辱与惩罚性的劳动，谢希德仍通过反复实践，改进了磨片和抛光两项工艺，并得出结论：这些工艺可以提半导体原件的质量！

70年代，平反后的谢希德已不再年轻，她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的钻研，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与国际的差距。她因此将研究方向从半导体转向了表面物理领域，成为国内该项研究的第一人，为中国又缔造了一个科学的分支。

“送学生出去，让知识回来”

当上校长的谢希德更忙了，除了埋首日常事务，还不忘规划复旦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逢改革开放之初，她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大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便逐步加强了复旦开放性交流合作的力度。

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大学，并首次面向大学生发表演讲，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议——谢希德带着复旦站在了国际媒体面前，简陋的学校却以它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世界舞台上亮相。

此后不久，复旦大学就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兼任中心主任，开创了复旦与世界交流协作的道路，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创。用一位同事的话来评价，这一举动“不仅需要学术上的勇气，还需要有政治上的勇气”。

国际媒体将她誉为“中国的哈佛校长”，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巴丁说，“在中国科学界，谢女士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来华访问时，谢希德还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学识和见地令克林顿频频称道。

谢希德始终带着敬畏之心，密切关注着学科的未来。她是麻省理工的博士生，每次去美国见到校长，都会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复旦可以送五名教师到麻省理工进修。

而与此同时，谢希德的一份新工作也接踵而至：为学生写推荐信。她把这当做一份重要职责，坚持自己书写，从不让他人代劳。曾有学生为了省时省力，将推荐信事先拟好交给谢希德，却遭到她的严厉批评。

每年谢希德都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出国留学，对这些学生，她只有一个要求——毕业后要回报祖国。

“送学生出去，让知识回来”，由她送出国的学生都在留学期满后回到祖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国家的栋梁。

多姿多彩的“苦命”晚年

终其一生，谢希德都在与病魔缠斗——

17岁确诊股关节结核后，谢希德的一条腿被打了两年的石膏，拆换了三次，本该去读大学的她不得不在病床上躺了四年，自修完成学业；

1958年，正在北京进行半导体科研工作的谢希德提前回到上海，进行肾结石手术；

1960年的一天，她差点晕倒在讲台上，医生的诊断是神经性心脏早搏；

1966年，谢希德被确诊患了乳腺癌，医生将她左侧乳腺的肿块切除，清除了所有的淋巴结，可是四年后，她的右腋下又出现了一个小肿块；

1976年，谢希德的右侧胸部再次发现疑点，和癌症交手多年的她此刻已不再介怀，她说，“唯有工作和事业才是生命的旭日和朝阳。”

1987年，谢希德的丈夫、时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曹天钦在出席国际会议时，不慎跌倒，顽疾颈椎病又加重了病情导致瘫痪，这位才思敏捷的科学家一度连话也不会说了。谢希德每天用数学题和英语单词锻炼爱人的大脑，但却无济于事，几个月后，曹天钦还是走了。

晚年的谢希德异常孤独，她一边抵抗着癌症，一边思念着家人。爱人去世，儿孙都不在身边，回到家中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不是没有感慨过。同事说谢希德有过一次罕见的倾诉，她的原话是“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苦命”的谢希德与癌症五次交锋，缠斗了34年，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用意志力延续着寿命，用工作和业余爱好“苦中作乐”。

弹钢琴、织毛衣、做手账、集邮、看球赛、收藏娃娃……你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学校长的私人兴趣。“我喜欢多色彩的生活”，谢希德说。

1999年，谢希德在与癌症抗争的第五个回合没能再撑住，年底住院时医生发现，她的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

2000年3月4日，与癌症斗争34年的谢希德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79岁。一夜之间，学生自发折叠的数千只纸鹤挂满了枝头，从复旦物理系学生宿舍9号楼一直绵延到主教学楼。它们在风中摇曳，似乎在述说着无尽的哀思。

“对谢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她的精神。”复旦人如此纪念她。

在谢希德去世20多年后，中国人在科学技术自主研发道路上的不断跋涉，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PS：本文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大师》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