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提案中建议，把近视率作为学校和地区教育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不达标，学校和区域领导要被严肃追责，每年在主流媒体公布各地区青少年视力报告和近视率，接受社会监督。

近视率纳入教育质量考核，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功利化考核

他说：“以前我看到过，有校长因学校升学率降低被撤职，以后肯定会看到因近视率上升，区域和学校负责人会被问责。”

早在2018年，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共同起草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从这个角度说，把近视率纳入教育质量考核指标，是打破“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的教育功利化和行政化教育观的有效举措。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呈现低龄、深度近视的趋向。目前，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位居世界第一，远超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也已超过七成，小学生的近视率接近40%，并逐年增加。

去年，教育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小学生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下降到70%以下。

为达成以上目标，倪闽景建议，“抓这个指标要像中央抓八项规定一样，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底线，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家长才会真正重视。”

因此，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到绩效考核指标之中，就是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在政策操作层面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据倪闽景介绍，上海在2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为期2年的实践表明，保证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每天2个小时以上，近视率下降了30%，“孩子课业负担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就多了，近视率也就降下来了。”

“上海市2021年的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1.2%，这是近几年来首次下降，这个指标是很硬的。”倪闽景说。

近视率应作为“双减”成效的第一指标

的确，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除遗传和营养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孩子户外活动时间太少，大量时间待在室内，导致用眼过度。其根源，是孩子的学业负担太重，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回想“双减”前，不少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在放学后和假期里，奔走于各种培训班、兴趣班，没有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与此同时，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孩子宁愿宅在家里玩手机、玩电脑，也不愿意出去运动，对户外活动失去了兴趣。很多孩子很小就养成了不良的用眼习惯。

由此可见，把近视率纳入教育质量考核指标，也是进一步落实“双减”工作、巩固“双减”成果的有效举措。正如倪闽景所说，“近视率应该作为考察‘双减’成效的第一指标。”

近视率是教育生态的标志性指标

在倪闽景看来，青少年近视与否不仅仅是健康问题，更是教育生态问题，近视率是教育生态的标志性指标。

如何降低近视率？“首先，要抓住近视率这个核心指标，引导社会观念转变。”倪闽景分析，近视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老师、家长、学生对“健康第一”并未真正理解到位，对近视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很多人认为，反正是要近视的，不就是戴一副眼镜吗？在考试成绩和升学率面前，大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健康底线。这也折射出大家对升学的焦虑，“过度学习”导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背后，是老师、家长对考试、作业、知识作用的曲解。

在倪闽景看来，孩子发展好要具备三个条件：主动学习的能力；良好的师生、生生、亲子关系；遇到挫折不放弃的品质。有了这些，即便没有考上好大学，也能发展得很好，没有这些，即便考上好大学，也可能无法承受学业和生活的压力。

倪闽景表示，老师、家长必须理解教育的底层逻辑，才能真正给学生减负。他说：“近视率下降之时，就是基础教育的教育生态真正转好的开始，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真正得到根本改变的开始。”